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5,221.54万元，主要原因是客户装备采购增加引致的公司国产芯片及IP、嵌入式计算机业务的增长；营业成本较上年增加3,902.19万元，与收入增长相匹配，同时，2020年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及全球半导体产能紧张的影响，产品主要器部件等物资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从而引致成本的增加。
吴志成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吴志成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74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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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去风险”论调颇为流行，“去风险”取代“脱钩”，成为西方一些政客谈论对华政策的热词。“去风险”不仅包含降低对华供应链价值链的依赖，也包含去除所谓中国安全“威胁”的含义，成为美国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打压遏制中国、在经济上施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一、美国对华“去风险”的表现
一段时期以来，美欧部分国家以对华“去风险”为抓手，凝聚盟友共识，分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致力于在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关键原材料及其加工、世界市场影响等方面限制中国的发展。
“去风险”首先表现在限制中国在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的能力。沙利文表示，对华经贸关系“去风险”意味着要求美国拥有弹性、有效的供应链，并确保美国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胁迫。这种将美国安全建立在独有的、绝对的安全之下的行为，意味着美国以“去风险”名义加强对华经贸“安全化”，以维护安全的名义禁止一些特定部门或物品贸易，阻止中国资本进入美国的特定行业，减少军民技术流向中国，阻止高新技术对华转让，降低中国产业升级速度。
“去风险”聚焦在高科技特别是半导体领域，阻止中国超越西方。近几年美国对华为、中兴的打压就是典型案例。美国通过关键领域的严格限制，去除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超过自身的风险。一方面美国强调其对能源、医疗设备、半导体和关键矿物等产品过度依赖和供应链脆弱性风险，通过“现代美国产业战略”在国内奠定新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增加对华获取技术的限制，明确与美国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划定战略边界，在芯片等领域筑起“小院高墙”，对“院内”核心技术采取强硬的科技封锁。
“去风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原材料保护与供应链重塑。“去风险”的本质就是打造针对中国的“小院高墙”，实现更加精细化的“脱钩”，意在遏制中国发展，将中国锁定在产业链低端，保持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由于中国是美西方国家一些关键原材料的提供者，这些原材料包括稀土及其相关制品、新能源所需的材料或锂电池、制药领域的原初材料及其他一些化工原料等。美国试图通过“去风险”减少从中国对关键原材料与相关制成品的进口。
“去风险”还表现在限制中国市场的世界影响，降低或摆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美国一些人认为在华大量投资（尤其在制造业领域）使美国资本面临的风险上升，因此实现对华投资谨慎化以及对外投资多样化，将部分在华投资进行转移，降低对华市场依赖。为此，美国制定针对中国的对外投资新限制，包括芯片、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通过经济胁迫形成有效威慑。目前，美国涉华制裁的数量增加，制裁重点关注涉军因素和人权问题，航空航天、先进计算、量子技术、生物科技等成为重点领域。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构建东西并行的供应链同盟体系成为美国的战略目标。
二、美国对华“去风险”的动向
“去风险”从经济金融领域进入政治外交话语，从非国家行为体转变为国家行为体，从商业贸易行为转变为战略政策行为，从“脱钩”到“去风险”策略的改变表明美国政府采取更加务实巧妙隐蔽的做法，但是战略目的并没有变化。
限制性措施范围不断扩大。出口管制正在成为美国阻滞中国技术进步的关键措施。2023年8月9日，拜登以“国家安全”为由，授权财政部审查美国投资者对华特定领域投资活动，美国对华科技防御与打压的“小院高墙”已经建立，这是美国将科技问题“泛安全化”、在投资领域以“去风险”为名行科技“脱钩断链”之实的具体表现，进一步恶化中美经贸投资氛围，有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这种对外投资审查机制将给美国对华投资设置更多限制，相关美国企业和资本在参与和分享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红利上将面临来自美国行政部门的更多阻碍。
对华限制性程度不断加深。拜登政府强推对华贸易、高科技、供应链等领域的“小院高墙”式“脱钩”，双边直接投资成为“断链”重灾区，严重损害中美两国利益。7月以来，美国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对多家美国风投机构发起涉华高技术投资调查，对华金融和投资“脱钩”的动向暴露无疑。美国近来对华经贸政策不断推进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和泛意识形态化，与主要盟伴国家就所谓对外投资审查机制协调立场，提升集体行动的有效性、一致性，反映出美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阻碍力量。美国对华“去风险”的本质就是“精准脱钩”和“去中国化”，就是阻滞中国高科(600730)技产业和综合国力的发展。
合作性遏制范围不断扩大。“去风险”概念提出后，合作应对中国“非市场政策”倡议也发展起来。美欧将在今年10月前完成可持续钢铝贸易谈判，阻止排放密集型的钢铝产品贸易，指责中国钢铝产品“产能过剩”。美欧也在探索就所谓“中国在医疗器械领域的保护主义、强制技术转让、传统芯片领域非市场做法”等议题采取协调行动。针对2023年中国电动汽车出口激增的态势，美国也在评估中国非市场补贴对该领域的影响及其对美国的“威胁”，并将此纳入对中国加征301关税审查时的考虑因素。
以价值观划线不断将世界阵营化。拜登强调所谓民主国家须在全球范围内遏制专制主义带来的威胁，阻止中国等“技术专制国家”获取先进技术，加快推动构建阵营化的协调机制。在“去风险”推动下，美国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恶化，在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上频频交锋。美国推出友岸外包，号召供应链转移到“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加强西方在关键和新兴技术出口管制及制裁等政策合作，解决所谓国际安全和人权相关风险。在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美国联手西方国家提供替代中国的竞争性方案，攻击“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宣传“千年挑战计划”和“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以及联合盟友推进美日澳英“蓝点网络计划”、七国集团“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及欧盟“全球门户计划”，宣称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其他选择，制衡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
三、美国“去风险”的对华影响
“去风险”本身就是伪命题，在政治、经济、科技等层面都给中国造成严重影响。
对华竞争阵营不断扩大，恶化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美国将中国视为当今世界唯一既有意图、又有能力颠覆现有国际秩序、挑战美国的国家，是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国家实力和全球领导地位，竞争、冲突、合作成为拜登政府的主要战略。中美关系将始终受到经济实力消长变化与政治理念差异的影响，实力差距的减小将加剧美国对华施压强度，意识形态、政治理念差异增加双方分歧，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不断增强，中美关系下行压力持续上升。未来一段时间，美国通过台湾问题、人权问题、意识形态等问题建立多领域、多对象的全球议题联盟，重振联盟体系和伙伴关系，拉拢盟国对华施压围堵，双方在安全、价值观、经贸与科技领域的竞争博弈明显。美国借助美日印澳、美日澳、美日印等小多边机制，将钓鱼岛、南海、台湾、中印边界等问题相互缠绕，不断凝聚“对抗中国”的共识，在中国周边地区制造动荡氛围，破坏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信任，提高中国参与和引领地区事务、参与全球治理的政治与战略成本。
“去风险”政策塑造中美经济态势。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美国企业对华投资，是将经贸科技问题“泛安全化”“泛政治化”工具化的突出表现，直接影响中美进出口贸易，扰乱中美正常投资关系，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对两国企业、经贸关系和双边关系大局产生严重不利影响。拜登政府将“去风险”提高到战略层面，目的就是为了阻挠中国在涉及国家安全战略领域的发展，减少美国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对先进技术设置出口限制、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设置严格筛查机制以及鼓励将制造和采购转移到美国和其盟国的产业政策等，这些都是软硬兼施、胡萝卜和大棒结合的策略变化。
阻挡中国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游攀升。美西方致力构建“小院高墙”模式的技术同盟，协调推进对华实施严格的技术限制措施，并以西方价值观为抓手，垄断人工智能等新兴和关键技术标准的制定。这些不仅阻碍中国获取和制造高科技产品所需的技术、设备、人才、融资渠道，打压中国科技企业的生存空间，而且可能形成以价值观和西方规则为驱动的高端技术集团与中低端技术合作形态之间的分立与割裂。“去风险”也破坏中国科技行业的发展生态与创新能力。在美欧严厉的出口管制、境内外投资审查限制措施下，部分外企可能减少与中企合作或避免在华投资，削弱中国科技行业生产、出口和引资水平，打击科技行业整体发展水平。美国与盟友就出口管制政策加强沟通，通过立法禁止先进芯片制造商在华投资，试图组建公私合作网络，限制关键产品和技术流向。美欧致力于打造的半导体供应链同盟，正在向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更多行业蔓延。作为中国产业链、价值链向上游攀升的关键，美欧对这类行业采取的限制措施，将对中国科技创新构成巨大挑战。
总之，美国利用“去风险”拉拢盟友打造排除和遏制中国的美西方体系，实质是“去中国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是冷战思维的回潮泛起，是美国霸权下的全球治理，是过时的“中国威胁论”的翻新，目的是阻挡中国发展、维护霸权私利。这种以“去风险化”之名行分裂世界经济、肢解经济全球化之实的做法，违背经济全球化大势，违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破坏国际经贸秩序，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损害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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